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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面談

    朋友送來一匣信箋,箋上刻著兩位古裝的人,相對拱揖,一旁題了“如面談”三個大字。是明代鐘惺的尺牘選第一次題這三個字,這三個字恰說出了寫信的用處。信原是寫給“你”或“你們幾個人”看的;原是“我”對“你”或“你們幾個人”的私人談話,不過是筆談罷了。對談的人雖然親疏不等,可是談話總不能像是演說的樣子,教聽話的受不了。寫信也不能像作論的樣子,教看信的受不了,總得讓看信的覺著信里的話是給自己說的才成。這在乎各等各樣的口氣。口氣合式,才能夠“如面談”。但是寫信究竟不是“面談”;不但不像“面談”時可以運用聲調表情姿態等等,并且老是自己的獨白,沒有穿插和掩映的方便,也比“面談”難。寫信要“如面談”,比“面談”需要更多的心思和技巧,并不是一下筆就能做到的。

    可是在一種語言里,這種心思和技巧,經過多少代多少人的運用,漸漸的程式化。只要熟習了那些個程式,應用起來,“如面談”倒也不見得怎樣難。我們的文言信,就是久經程式化了的,寫信的人利用那些程式,可以很省力的寫成合式的,多多少少“如面談”的信。若教他們寫白話,倒不容易寫成這樣像信的信。《兩般秋雨隨筆》記著一個人給一個婦人寫家信,那婦人要照她說的寫,那人周章了半天,終歸擱筆。他沒法將她說的那些話寫成一封像信的信。文言信是有樣子的,白話信壓根兒沒有樣子;那人也許覺得白話壓根兒就不能用來寫信。同樣心理,測字先生代那些不識字的寫信,也并不用白話;他們寧可用那些不通的文言,如“來信無別”之類。我們現在自然相信白話可以用來寫信,而且有時也實行寫白話信。但是常寫白話文的人,似乎除了胡適之先生外,寫給朋友的信,還是用文言的時候多,這只要翻翻現代書簡一類書就會相信的。原因只是一個“懶”字。文言信有現成的程式,白話信得句句斟酌,好像作文一般,太費勁,誰老有那么大工夫?文言至今還能茍偷懶,慢慢找出些白話應用文的程式,文言就真“死”了。

    林語堂先生在《論語錄體之用》(《論語》二十六期)里說過:

    一人修書,不曰“示悉”,而曰“你的芳函接到了”,不曰“至感”“歉甚”,而曰“很感謝你”“非常慚愧”,便是嚕哩嚕蘇,文章不經濟。

    “示悉”,“至感”,“歉甚”,都是文言信的程式,用來確是很經濟,很省力的。但是林先生所舉的三句“嚕哩嚕蘇”的白話,恐怕只是那三句文言的直譯,未必是實在的例子。我們可以說“來信收到了”,“感謝”,“對不起”,“對不起得很”,用不著繞彎兒從文言直譯。——若真有這樣繞彎兒的,那一定是新式的測字先生!這幾句白話似乎也是很現成,很經濟的。字數比那幾句相當的文言多些,但是一種文體有一種經濟的標準,白話的字句組織與文言不同,它們其實是兩種語言,繁簡當以各自的組織為依據,不當相提并論。白話文固然不必全合乎口語,白話信卻總該是越能合乎口語,才越能“如面談”。這幾個句子正是我們口頭常用的,至少是可以上口的,用來寫白話信,我想是合式的。

    麻煩點兒的是“敬啟者”,“專此”,“敬請大安”,這一套頭尾。這是一封信的架子;有了它才像一封信,沒有它就不像一封信。“敬啟者”如同我們向一個人談話,開口時用的“我對你說”那句子,“專此”“敬請大安”相當于談話結束時用的“沒有什么啦,再見”那句子。但是“面談”不一定用這一套兒,往往只要一轉臉向著那人,就代替了那第一句話,一點頭就代替了那第二句話。這是寫信究竟不“如面談”的地方。現在寫白話信,常是開門見山,沒有相當于“敬啟者”的套頭。但是結尾卻還是裝上的多,可也只用“此祝健康!”“祝你進步!”“祝好!”一類,像“專此”“敬請大安”那樣分截的形式是不見了。“敬啟者”的淵源是很悠久的,司馬遷《報任少卿書》開頭一句是“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再拜言”就是后世的“敬啟者”。“少卿足下”在“再拜言”之下,和現行的格式將稱呼在“敬啟者”前面不一樣。既用稱呼開頭,“敬啟者”原不妨省去;現在還因循的寫著,只是遺形物罷了。寫白話信的人不理會這個,也是自然而然的。“專此”“敬請大安”下面還有稱呼作全信的真結尾,也可算是遺形物,也不妨省去。但那“套頭”差不多全剩了形式,這“套尾”多少還有一些意義,白話信里保存著它,不是沒有理由的。

    在文言信里,這一套兒有許多變化,表示寫信人和受信人的身份。如給父母去信,就須用“敬稟者”,“謹此”,“敬請福安”,給前輩去信,就須用“敬肅者”,“敬請道安”,給后輩去信,就須用“啟者”,“專泐”,“順問近佳”之類,用錯了是會讓人恥笑的——尊長甚至于還會生氣。白話信的結尾,雖然還沒講究到這些,但也有許多變化;那些變化卻只是修辭的變化,并不表明身份。因為是修辭的變化,所以不妨掉掉筆頭,來點新鮮花樣,引起看信人的趣味,不過總也得和看信人自身有些關切才成。如“敬祝抗戰勝利”,雖然人同此心,但是“如面談”的私人的信里,究竟嫌膚廓些。又如“謹致民族解放的敬禮”,除非寫信人和受信人的雙方或一方是革命同志,就不免不親切的毛病。這都有些像演說或作論的調子。修辭的變化,文言的結尾里也有。如“此頌文祺”,“敬請春安”,“敬頌日祉”,“恭請痊安”,等等,一時數不盡,這里所舉的除“此頌文祺”是通用的簡式外,別的都是應時應景的式子,不能亂用。寫白話信的人既然不愿扔掉結尾,似乎就該試試多造些表示身份以及應時應景的式子。只要下筆時略略用些心,這是并不難的。

    最麻煩的要數稱呼了。稱呼對于口氣的關系最是直截的,一下筆就見出,拐不了彎兒。談話時用稱呼的時候少些,鬧了錯兒,還可以馬虎一些。寫信不能像談話那樣面對面的,用稱呼就得多些;鬧了錯兒,白紙上見黑字,簡直沒個躲閃的地方。文言信里稱呼的等級很繁多,再加上稱呼底下帶著的敬語,真是數不盡。開頭的稱呼,就是受信人的稱呼,有時還需要重疊,如“父母親大人”,“仁兄大人”,“先生大人”等。現在“仁兄大人”等是少用了,卻換了“學長我兄”之類;至于“父母親”加上“大人”,依然是很普遍的。開頭的稱呼底下帶著的敬語,有的似乎原是些位置詞,如“膝下”,“足下”;這表示自己的信不敢直率的就遞給受信人,只放在他或他們的“膝下”,“足下”,讓他或他們得閑再看。有的原指伺候的人,如“閣下”,“執事”;這表示只敢將信遞給“閣下”的公差,或“執事”的人,讓他們覷空兒轉呈受信人看。可是用久了,用熟了,誰也不去注意那些意義,只當作敬語用罷了。但是這些敬語表示不同的身份,用的人是明白的。這些敬語還有一個緊要的用處。在信文里稱呼受信人有時只用“足下”,“閣下”,“執事”就成;這些縮短了,替代了開頭的那些繁瑣的詞兒。——信文里并有專用的簡短的稱呼,像“臺端”便是的。另有些敬語,卻真的只是敬語,如“大鑒”,“臺鑒”,“鈞鑒”,“勛鑒”,“道鑒”等,“有道”也是的。還有些只算附加語,不能算敬語,像“如面”,“如晤”,“如握”,以及“覽”,“閱”,“見字”,“知悉”等,大概用于親近的人或晚輩。[!--empirenews.page--]

    結尾的稱呼,就是寫信人的自稱,跟帶著的敬語,現在還通用的,卻沒有這樣繁雜。“弟”用得最多,“小弟”,“愚弟”只偶然看見。光頭的名字,用的也最多,“晚”,“后學”,“職”也只偶然看見。其余還有“兒”,“侄”等:“世侄”也用得著,“愚侄”卻少——這年頭自稱“愚”的究竟少了。敬語是舊的“頓首”和新的“鞠躬”最常見;“謹啟”太質樸,“再拜”太古老,“免冠”雖然新,卻又不今不古的,這些都少用。對尊長通用“謹上”,“謹肅”,“謹稟”——“叩稟”,“跪稟”有些稀罕了似的;對晚輩通用“泐”,“字”等,或光用名字。

    白話里用主詞句子多些,用來寫信,需要稱呼的地方自然也多些。但是白話信的稱呼似乎最難。文言信用的那些,大部分已經成了遺形物,用起來即使不至于覺得封建氣,即使不至于覺得滿是虛情假意,但是不親切是真的。要親切,自然得向“面談”里去找。可是我們口頭上的稱呼,還在演變之中,凝成定型的絕無僅有,難的便是這個。我們現在口頭上通用于一般人的稱呼,似乎只有“先生”。而這個“先生”又不像“密斯忒”、“麥歇”那樣真可以通用于一般人。譬如英國大學里教師點名,總稱“密斯忒某某”,中國若照樣在點名時稱“某某先生”,大家就覺得客氣得過火點兒。“先生”之外,白話信里最常用的還有“兄”,口頭上卻也不大聽見。這是從文言信里借來稱呼比“先生”親近些的人的。按說十分親近的人,直寫他的名號,原也未嘗不可,難的是那些疏不到“先生”,又親不到直呼名號的。所以“兄”是不可少的詞兒——將來久假不歸,也未可知。

    更難的是稱呼女人,劉半農先生曾主張將“密斯”改稱“姑娘”,卻只成為一時的談柄;我們口頭上似乎就沒有一個真通用的稱呼女人的詞兒。固然,我們常說“某小姐”,“某太太”,但寫起信來,麻煩就來了。開頭可以很自然的寫下“某小姐”,“某太太”,信文里再稱呼卻就繞手;還帶姓兒,似乎不像信,不帶姓兒,又像丫頭老媽子們說話。只有我們口頭上偶而一用的“女士”,倒可以不帶姓兒,但是又有人嫌疑它生刺刺的。我想還是“女士”大方些,大家多用用就熟了。要不,不分男女都用“先生”也成,口頭上已經有這么稱呼的——不過顯得太單調罷了。至于寫白話信的人稱呼自己,用“弟”的似乎也不少,不然就是用名字。“弟”自然是從文言信里借來的,雖然口頭上自稱“兄弟”的也有。光用名字,有時候嫌不大客氣,這“弟”字也是不可少的,但女人給普通男子寫信,怕只能光用名字,稱“弟”既不男不女的,稱“妹”顯然又太親近了,——正如開頭稱“兄”一樣。男人寫給普通女子的信,不用說,也只能光用名字。白話信的稱呼卻都不帶敬語,只自稱下有時裝上“鞠躬”,“謹啟”,“謹上”,也都是借來的,可還是懶得裝上的多。這不帶敬語,卻是歐化。那些敬語現在看來原夠膩味的,一筆勾銷,倒也利落,干凈。

    五四運動后,有一段兒還很流行稱呼的歐化。寫白話信的人開頭用“親愛的某某先生”或“親愛的某某”,結尾用“你的朋友某某”或“你的真摯的朋友某某”,是常見的,近年來似乎不大有了,即使在青年人的信里。這一套大約是從英文信里抄襲來的。可是在英文里,口頭的“親愛的”和信上的“親愛的”,親愛的程度迥不一樣。口頭的得真親愛的才用得上,人家并不輕易使喚這個詞兒;信上的不論你是誰,認識的,不認識的,都得來那么一個“親愛的”——用慣了,用濫了,完全成了個形式的敬語,像我們文言信里的“仁兄”似的。我們用“仁兄”,不管他“仁”不“仁”;他們用“親愛的”,也不管他“親愛的”不“親愛的”。可是寫成我們的文字,“親愛的”就是不折不扣的親愛的——在我們的語言里,“親愛”真是親愛,一向是不折不扣的——,因此看上去老有些礙眼,老覺著過火點兒;甚至還肉麻呢。再說“你的朋友”和“你的真摯的朋友”。有人曾說“我的朋友”是標榜,那是用在公開的論文里的。我們雖然只談不公開的信,雖然普通用“朋友”這詞兒,并不能表示客氣,也不能表示親密,可是加上“你的”,大書特書,怕也免不了標榜氣。至于“真摯的”,也是從英文里搬來的。毛病正和“親愛的”一樣。——當然,要是給真親愛的人寫信,怎么寫也成,上面用“我的心肝”,下面用“你的寵愛的叭兒狗”,都無不可,不過本文是就一般程式而論,只能以大方為主罷了。

    白話信還有領格難。文言信里差不多是看不見領格的,領格表現在特種敬語里。如“令尊”,“嫂夫人”,“潭府”,“惠書”,“手教”,“示”,“大著”,“鼎力”,“尊裁”,“家嚴”,“內人”,“舍下”,“拙著”,“綿薄”,“鄙見”等等,比起別種程式,更其是數不盡。有些口頭上有,大部分卻是寫信寫出來的。這些足以避免稱呼的重復,并增加客氣。文言信除了寫給子侄,是不能用“爾”,“汝”,“吾”,“我”等詞的,若沒有這些敬語,遇到領格,勢非一再稱呼不可;雖然信文里的稱呼簡短,可是究竟嫌累贅些。這些敬語口頭上還用著的,白話信里自然還可以用,如“令尊”,“大著”,“家嚴”,“內人”,“舍下”,“拙著”等,但是這種非常之少。白話信里的領格,事實上還靠重復稱呼,要不就直用“你”“我”字樣。稱呼的重復免不了累贅,“你”“我”相稱,對于生疏些的人,也不合式。這里我想起了“您”字。國語的“您”可用于尊長,是個很方便的敬詞——本來是復數,現在卻只用作單數。放在信里,作主詞也好,作領格也好,既可以減少那累贅的毛病,也不至于顯得太托熟似的。

    寫信的種種程式,作用只在將種種不同的口氣標準化,只在將“面談”時的一些聲調表情姿態等等標準化。熟悉了這些程式,無需句斟字酌,在口氣上就有了一半的把握,就不難很省力的寫成合式的,多多少少“如面談”的信。寫信究竟不是“面談”,所以得這樣辦;那些程式有的并不出于“面談”,而是寫信寫出來的,也就是為此。各色各樣的程式,不是耍筆頭,不是掉槍花,都是實際需要逼出來的。文言信里還不免殘存著一些不切用的遺物,白話信卻只嫌程式不夠用,所以我們不能偷懶,得斟酌情勢,多試一些,多造一些。一番番自覺的努力,相信可以使白話信的程式化完成得更快些。

    但是程式在口氣的傳達上至多只能幫一半忙,那一半還得看怎么寫信文兒。這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沒什么可說的。不過這里可以借一個例子來表示同一事件可以有怎樣不同的口氣。胡適之先生說過這樣一個故事:[!--empirenews.page--]

    有一裁縫,花了許多錢送他兒子去念書。一天,他兒子來了一封信。他自己不認識字,他的鄰居一個殺豬的倒識字,不過識的字很少。他把信拿去叫殺豬的看。殺豬的說信里是這樣的話,“爸爸!趕快給我拿錢來!我沒有錢了,快給我錢!”裁縫說,“信里是這樣的說嗎!好!我讓他從中學到大學念了這些年書,念得一點禮貌都沒有了!”說著就難過起來。正在這時候,來了一個牧師,就問他為什么難過。他把原因一說,牧師說,“拿信來,我看看。”就接過信來,戴上眼鏡,讀道,“父親老大人,我現在窮得不得了了,請你寄給我一點錢罷!寄給我半鎊錢就夠了,謝謝你。”裁縫高興了,就寄兩鎊錢給他兒子。(《中國禪學的發展史》講演詞,王石子記,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北平晨報》)

    有人說,日記和書信里,最能見出人的性情來,因為日記只給自己看,信只給一個或幾個朋友看,寫來都不做作。“不做作”可不是“信筆所之”。日記真不準備給人看,也許還可以“信筆所之”一下;信究竟是給人看的,雖然不能像演說和作論,可也不能只顧自己痛快,真的“信筆”寫下去。“如面談”不是胡帝胡天的,總得有“一點禮貌”,也就是一份客氣。客氣要大方,恰到好處,才是味兒,“如面談”是需要火候的。

    1940年1月29日—2月1日作。

    (原載1940年2月昆明《中央日報》《平明》副刊第1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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