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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珅跌倒,嘉慶有沒有吃飽?

    對吳熊光來說,1799年2月7日可能是他一生中最詭異的日子,這一天既被稱為嘉慶四年正月初三,但同時也被稱為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老黃歷上同時印刷兩個年號,全國鑄造的錢幣也是乾隆、嘉慶各半,甚至專門記載皇帝日常生活的《起居注》,也有兩本,一本以嘉慶紀年,一本以乾隆紀年。

    毫無疑問,在那一天之前,從作為一國之君的嘉慶皇帝到最底層的臣民,每個人都活在太上皇乾隆的長長余蔭或是陰影之下,但究竟是這兩者中的哪一種,見仁見智。

    在吳熊光身上,可能陰影比余蔭更大一些,盡管他曾被太上皇特簡入值軍機處,參與樞要,但未及半年,即被乾隆的寵臣和珅排擠出京,改任直隸布政使。

    但這一切,都將隨著這一天太陽升起的那一刻而徹底改變——1799年2月7日清晨7點,乾隆六十四年正月初三辰刻,太上皇乾隆駕崩。從此世上只有一個年號、一種錢幣、一個皇帝。和珅跌倒,嘉慶有沒有吃飽?

    這天晚些時候,吳熊光趕赴宮中,向他的前主子乾隆皇帝表示最后的敬意,也因此見證了轉折時刻的來臨——他被嘉慶皇帝秘密召見,目的是詢問對一個人的看法,這個人就是在兩年前將他排擠出軍機處的乾隆寵臣、首席軍機大臣、舉國勢焰最熾的權臣和珅。

    皇帝的問話已經體現出明確意旨:“人言和珅有歹心。”

    這是一個信號,說明新君嘉慶已經對這位老爹寵信有加的權臣憎惡至極,歹心可不是指貪腐,而是暗忖其有謀逆之心,實乃五行山一般的罪名。然后,事情就變得很簡單了,和珅跌倒。

    2月22日,和珅以迅雷不及掩耳盜鈴之勢被賜死在獄中。次日,皇帝宣布和珅一案了結。

    人死了,余者也不搞株連,貌似案子已經結束了,但真正讓人好奇的事情才剛剛開始,和大人到底貪污了多少錢?

    和珅跌倒,嘉慶有沒有吃飽?

    1799年2月26日,就在皇帝宣布和珅一案結案的三天后,直隸布政使吳熊光的一份奏折被呈遞到皇帝手中。奏折中,吳熊光對皇帝的“仁至義盡、折衷至當”表示深深的欽佩。

    因為皇帝表示對和珅及其家人隱匿寄頓在民間的財產放過一馬,因為這些財產不會產生任何危害,但“若稍滋事,所損大矣”,要吳熊光“慎之”。

    皇帝的大度只是表面的,實際上嘉慶皇帝一分鐘也沒放松過對和珅財產的覬覦。在另一份來自內務府的密奏里,三位皇室宗親——肅親王永錫、貝勒綿懿和新任總管內務府大臣永來,將在海甸(原文如此)查抄和珅及其同黨的福長安花園財產的情況,繕寫清單供呈御覽。

    皇帝在這份奏折上沒有任何批復,但顯然,他對這一切的處理表示很滿意。因為在同一日諭旨(當然是密旨)中,皇帝下令將“和珅、福長安花園內金銀器皿、銀錢、房間并內監交內務府入宮辦理”,而玉器、衣服、什物則“照例交崇文門分別揀選進呈”。

    皇帝從來沒有像吳熊光奏折御批上的那樣寬容大度,他的眼睛始終盯在和珅的家產上,那么皇帝為何對查抄和珅的家產如此傾心?難道真的是因為像后世筆記中所說的“和珅跌倒、嘉慶吃飽”?

    從史夢蘭的《止園筆談》到薛福成的《庸盦筆記》、歐陽星的《見聞瑣錄》、無名氏的《殛珅志略》,再到徐珂的《清稗類鈔》、天臺野叟的《大清見聞錄》,一份“和珅家產清單”通過這些好事文士的稗史筆記在民間流行。

    在這份清單中,和珅沒有懸念地成為貪污之王。清單記載,和珅被抄家產共計109號,內有83號尚未估價,已估者26號,合算共計銀22389萬5160兩。按照另一本《梼杌近志》中的統計,“其家財先后抄出凡百有九號,就中估價者二十六號,已值二百二十三兆兩有奇。未估者尚八十三號,論者謂以此比例算之,又當八百兆兩有奇”,這也正是時下流傳的和珅家產達到8億兩,相當于大清國十余年財政收入總和的來源。

    但經常被人忽略的一點是,《梼杌近志》這本書初版于1910年,并且被收入革命黨人胡樸安的《滿清野史》當中,而胡本人很可能正是這些清單真正的作者。

    所以對革命黨而言,這個天文數字般的貪污記錄更具革命文宣的功能:“甲午、庚子兩次償金總額,僅和珅一人之家產足以當之。”國恥與貪腐緊密相連,足以喚起民眾排滿之心。而和珅貪污8億兩的傳說,也由此擴散開來,成為今天中國歷史教科書上的不易之論。

    那么,和珅的家產究竟有多少?考慮到檔案缺失的緣故,這個數字至今尚難計算。一份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名為《和珅犯罪全案》的檔案中包含一份詳盡的《預覽抄產單》,看似可以解答這個問題,但其真實性,經過馮作哲的嚴密考證,已經被證明是道光時代的產物,錯漏百出。

    這份所謂的“全案”,實際上恰恰是后世那些以訛傳訛的稗史筆記的源頭。所以,唯一可信的史料,就只有上諭、參與查抄臣僚的奏折和內務府的折片,而這里面的數字加在一起,總數甚至不會超過4000萬兩白銀,更保守的估計,則指出這個數字也許僅在1000萬兩上下——這恐怕是這位貪污之王真正的極限了。

    銀子都去哪了?進了皇帝的腰包。

    真相誠然令人失望,但在嘉慶看來,也已經是一個令人心悸的數字了,清中葉戶部最豐裕的時候,也只有800萬兩白銀左右。考慮到當時川陜白蓮教起事,朝廷連年征剿,大筆銀兩被投入到平弭內亂的無底洞中,所以和珅的這筆查抄財產,可謂久旱逢甘露,足以為前線官兵再添助力。當然,前提是這筆錢確實被用在軍費開支上。

    很少有人追問,這筆錢款的去向究竟在哪?很少有人注意到查抄家產的奏折中頻繁出現的“內務府”及其下屬的“廣儲司”,而這個部門恰恰是和珅查抄家產的真正去向——它們既沒有被存入國庫之中以備不時之需,也沒有成為軍費支援前線官兵,而是分類按批進入內務府的不同部門之中。

    內務府可能是有清一代最神秘的有關部門之一,其神秘性不在于其組織結構和職官設置,這些都很容易在公開編纂發行的《大清會典》中查到。它的神秘之處在于,這是一個由政治可靠的滿人執掌的皇帝“私人錢箱”。

    從乾隆朝以來,每年國庫都會固定向內務府劃撥60萬兩白銀用以皇室支出,但可以肯定,內務府的收入決不止于此數。

    被嘉慶賜死的和珅就曾經主管內務府,深知個中玄機。這位善于斂財之道的臣僚在內務府總管任上頗得乾隆圣心嘉悅。

    和珅最匪夷所思的發明是議罪銀制度,這玩意近乎于釣魚執法,皇帝在得知官員過誤后,會寄一道密諭給該官員,當官員戰戰兢兢地讀完皇帝的嚴厲申斥后,看到御批最末的“自行議罪”和“自問該當何罪”時,就明白到了該掏錢的時刻了。如果皇帝對官員的罰款滿意,就會在奏折的后面批上一個“覽”字,待官員將罰金如數交上后,這筆君臣間的交易就算圓滿完成了。這當然是一筆秘密的一錘子買賣。

    大部分交易都會仔細記錄在一份名為《密記檔》的檔案中。有學者統計過從1749年初具雛形到1805年嘉慶皇帝廢除該制度之間的110宗罰議罪銀案例,發現最盛時恰恰是和珅當政的1778年至1795年,共計101件,其中共罰銀兩合計499.55兩,流入國家公共財政體系的,僅占其中的29%,用于海塘河工和軍費的部分分別只占16.2%和10.6%,而其中高達285.05萬兩,占到總數57.1%的部分,全部作為皇室經費流入內務府和乾隆皇帝最喜好的南巡盛典之中。

    當然,來錢最快的是抄家,每一次抄家少則數十萬兩,多則上千萬兩的收入,皇帝在對貪腐行為的龍心震怒之余,抄家的巨額進項自然就是對他的心理安慰。

    因此,當和珅倒臺之后,他龐大的財產,無論是4000萬還是1000萬,都順理成章地落入皇帝的腰包。盡管這筆錢不像8億兩這樣數額龐大,但也相當于二十余年的皇室固定經費。

    皇帝為了表示自己不是好貨之主,盡力做出慷慨大方的姿態將這些昔日的贓款進行公平分配。珠寶玉器、金銀器皿、首飾、字畫、古玩、鼎彝、皮張、綢緞等都先行歸入內務府庫中。再拿出一小部分讓近支王公利益均沾,數目不會多,以免開啟奴才們的貪鄙之心。

    至于房產,除了一部分(不到總數四分之一)給和珅之子豐紳殷德和他的妻子(皇帝的姐姐),其他都被皇親國戚瓜分。其余也都收歸內務府進行繼續經營。

    對普通市民來說,他們能觸及的,除了隱匿的和珅余產之外,就只有被崇文門稅關變賣的破舊物件和戲裝。唯一的例外是從和珅府上收繳的人參,據稱有六百余斤,由于庫房已滿,所以內務府決定將其變賣,但由于一時之間拋售大量上好人參,使整個北京奢侈品消費增長激增,導致市面上一時竟出現貨幣短缺的現象。

    當1799年結束時,大清帝國沉浸在圣君治世的集體夢境之中,一位甫才親政的年輕君主,以“仁至義盡”的迅猛手段鏟除了前朝權奸,一掃朝廷暮氣,他終于走出了自己父親的漫長陰影,志得意滿地開始了自己的全新統治。而他的臣民,毫無疑問地相信,在揪出了如此大的國奸巨蠹后,這個國家將迎來一個清正廉明的“中興時代”。但事情沒那么簡單。

    而且造成中國銀荒的真正原因在于西洋革命浪潮導致美洲殖民地的銀礦產量大跌,這種銀荒是全球性,而非僅止于中國。

    19世紀上半葉,受拉丁美洲獨立運動及氣候因素的影響,世界金銀大幅減產,19世紀20年代的白銀產量比19世紀初減少48.5%,黃金產量19世紀頭10年比18世紀50年代減少53%。直到19世紀60年代白銀生產才開始超過1781—1810年間水平,黃金產量在19世紀40年代超過了1741—1760年間水平。

    同時代歐美4個主要國家英、美、法、德1800—1850年間同病相憐,銀子購買力漲幅在50%—100%之間。

    當然,對于鴉片貿易對白銀外流的影響,也不是如某種民族主義遐想般準確,據弗蘭克《白銀資本》一書估計,大清帝國白銀貨幣存量為11億兩,鴉片貿易而引起的白銀外流每年在500萬兩上下,相比之下外流的銀兩真是一個很小的比例,約4.5‰。

    從科舉出來的吳熊光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有世界的眼光,放眼整個帝國也無一人能想到他們已經進入了世界經濟的循環圈,坐上了破船。

    和珅在位的時代,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盡管腐敗重重,但卻像貪腐一樣,是聚斂型的。和珅創造性的開源手段,此時正應當被用在解決銀荒上,但卻沒有人有膽量這樣做。

    相反,早在1816年,嘉慶皇帝就在對外問題上為臣僚和他的繼承者做好了表率,那一年,英國使節阿美士德訪華,原計劃向清廷提出擴大貿易等要求,但嘉慶皇帝想起了乾隆時代馬戛爾尼訪華時的禮儀之爭,力持保守的官員同樣采用強硬態度,堅持要阿美士德磕頭。

    最終,在一個深夜,就像做夢一樣,使節被叫到一間大殿里,一位中國官員摁著他要他以頭觸地,但阿美士德拒絕了,使團連向皇帝當面表達自己意愿的機會都沒有,就被驅逐出境。而在23年前,負責接待馬戛爾尼一行的和珅卻懂得靈活變通,因為他深知廣州貿易對帝國的重要,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地允許對方單膝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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